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看法–农垦局丁力副局长答记者问

2018年8月18日00:39:29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看法–农垦局丁力副局长答记者问已关闭评论

我国13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在不久前结束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针对新时期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有着如下的表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涵盖了生产、生活、乡风、村容、管理等多个方面的新农村建设将成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充分理解和政策落实,离不开理论界和实践者的充分讨论。为此,本刊专访了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  记者:您如何理解“新农村”这个新概念?  丁力:针对“新农村”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着重在新农业、新农民、新农村,同时还有新的管理体制,就是围绕税费改革配套进行的农村改革。这四个“新”是针对中国三农问题核心的。中国问题的焦点是“三农”,“三农”的背后是中国问题。过去的农业是传统的,经营水平落后,增长方式粗放,浪费资源;从事传统农业的自然是传统农民;传统农民聚集的地方就是传统的农村;在传统的农业、农民、农村之上,是过去延续千年的行政为主的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沿海地区很容易和国际接轨,都由传统转入现代了。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主体和核心是这四个“传统”,所以转变非常困难。在政府没有多少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农村的公共事业和服务,比如说水利、教育、卫生等,只能靠农民自己掏钱维持,这就是过去的体制背景。  第二,破解“三农”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艰苦探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企业进入“三农”,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个新的因素注入小农经济,即“公司农户”的模式,使小农经济发生了变化,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力对接,影响了传统的“三农”。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等问题。同时,农村生产力的变化需要有文化、会技术、懂经营的农民,即所谓的专业户、大户;再往上发展也需要管理体制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就是农村要有变化。为了顺应这个变化,90年代末期开始探索税费改革,其实质就是解决小农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传统的体制下小农只能交钱给国家,减不了税费,因为一旦减了税费,政府谁养?农村的公共事业怎么办?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是,现在大的背景变了,城市、工业的长足发展,为反哺“三农”、帮助农村进行现代化提供了条件。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和国内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加快,一方面要求农业变成现代产业,另一方面是它的上层建筑也要实现转换。为什么过去这种转换没能实现?因为没有这个条件,而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建设新农村势在必行。  记者:目前的难点问题就在于农村公共事业,比如教育、卫生、医疗等等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原来由农民负担的社会公共事业的费用应该由谁承担,是不是国家全揽起来?  丁力: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农村的公共事业应该全部由政府揽起来,有些农民现在也有这种错觉,连水费都不交了。我到吉林调研,就看到桥断了都没人管的现象。我们提出“一事一议”,意思是这些事还是要农民干,只要农民议论后基本同意,就可以一起干。但由于农民个人受益不同,认识也没跟上,所以往往议不起来。我认为,我国正处在转型期,不交税费不意味着农村中全部公共事业都由政府揽起。过去全由农民承担是不对的,随着国家富裕,应该反哺农业。但不能走极端,把所有的农村公共事务全由国家揽过来,这在相当长时间都不现实。建设新农村不能理解为由国家建设新农村。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民自己建设的家园,农民要在其中发挥建设作用。  目前要研究的是,能够使各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出来的机制。比较好的办法是国家和农民共同分担,国家出钱承担一部分,农民出力承担一部分。二十世纪60年代韩国朴正熙总统当政,建设韩国新农村,就是政府出钢筋、水泥等物资,由农民出劳务来建设。这样农民觉得是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园,今后也会爱惜。如果全是政府建设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心态。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个投资问题。我国总体来讲财政状况并不太好,在一二十年内政府都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全部包揽农村的公共事务,所以应该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作用。在调研中发现,有的省已经在搞新农村运动,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修路,村外的路搞“村村通”工程,中央政府给15万元,地方政府给10万元,县再添一些钱;村里的路则是村里筹集一点,县里再搭一点;至于通到每家的路,就是农民掏腰包,这对他有好处,他也乐意。  记者: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更多的是依靠外需拉动,内需则不足。建设新农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拉动内需,在这方面您怎么看?  丁力:我们可以从一个实例来看。此次我去河北唐山市的玉田县调研,在那里做了三个整村全体农民的入户调查。我发现如果加强新农村建设,确实作用很大。在农业产业化搞得好的村,家家都有冰箱,这意味着仅吃的方面,农民生活就有了实质性变化。单这一项的改变,就给城市里的产业提供了多少需求?所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现代产业的发展,农民成为新型农民,他们的生活观念、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将提供巨大的需求,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推动是不可限量的。因为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经济驱动因素中,消费拉动是当前最理想的,既做到了以人为本,同时又是良性循环,还避免了只依靠投资从而出现建设占地等负面影响。  记者:拉动需求是一件大好事,但关键是农民现实消费的能力,也就是说需求的动力在哪?  丁力:这就是收入的问题了。这次规划建议中,建设社会新农村讲了五条,其中就有农民收入。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农民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产业、资产的升值以及政府的补贴。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的收入发生根本性变化,除了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资产升值和政府补贴也发生了变化。粮农补贴实际上就是对农民收入的支持,而且还要增大。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在增加农民的资产,住房得到改善,家中的条件好了,还有今后土地的物权化,这些都是在增加农民的资产。所以农民收入的增加,在新时期会比过去有较大的提高。  记者:目前在农村就业是很大的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然而城市是不是有这么大的空间?而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怎么解决?二三线城市在就业转移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丁力: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大事情。现在计算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我通过调查发现,计算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去,需要考虑国民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和吸纳能力。一般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创造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如果GDP保持9%的增长的话,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往就业岗位较多的大中城市转移是一个渠道。但现在大中城市的产业在升级,需要较高素质的农民,所以要加强培训。“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通过培训,使农民工适合大中城市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需要,要不然他们就转不过去。而往二三线城市转移,主要是看有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  还有就是农民的就地转移。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农村“就地城市化”。农村如果也能发展,农民是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的,因为这要综合各方面的利益来权衡。这几年大城市出现民工荒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农民觉得不划算了。对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进城成本过高的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持应该向进城农民的交通、住房、待业这些方面转移。  中国的农业以小农为主,精耕细作,发展的空间很大,它需要的农村劳动力和美国的成规模的大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始终认为现在有的学者算出来的中国农业劳动力只需要1.5亿人左右是值得商榷的。十五期间按照这个数字推算的劳动力转移指标没有完成,证明现实并不是如此。支持一部分农民往外转移的同时,政府同样关注留在家中的农民,使他们照样可以过好日子。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回来一身病,出现留守子女无人照料、夫妻破裂等社会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